俞晓群：出版是一次有理有据的实验
2003年，俞晓群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。时隔六年，挚爱出版的俞晓群辞去这一职位，来到海豚出版社担任社长，重新站在了出版一线的位置上，开始了自己的“出版实验”。六年之后，这个接手时不足3000万元年造货码洋的出版社在他的经营之下，2015年的年造货码洋达到了1.5亿元，比最初翻了5倍。俞晓群曾戏称“自己来海豚社就是搞实验的”，而无论是资本经营还是出版主业，抑或是印刷装帧，他都在实践着自己的“实验思维”。
可能是出身在辽宁的缘故，俞晓群说话自带喜感，他自嘲有点像赵本山小品里的口音。这样一句玩笑话，一下子让记者放松许多，觉得分外亲近。
众人熟知的俞晓群是一位书业活跃分子，他有多重身份：知名出版人；术业有专攻的文化学者；广受欢迎的专栏作者。出版是俞晓群毕生的事业，他曾在《一个人的出版史》（第一卷）104页，1985年最后一天的日记里写到，“转瞬间，我大学毕业来到出版行业已经四年了。今天，我心里想，我可能会在这一行当中工作一辈子了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样性质的工作了。”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对出版的热爱，并以此为终身志业。
在多年的工作经历中，俞晓群更多的是展现作为出版人打造精品图书及文丛的一面，很难想象他作为一家出版社的掌舵人，为了出好书曾经和出版社经营死磕到底的另一面。
从辽宁到北京
用数学思维做企业经营
俞晓群是学数学专业出身，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，他曾撰写多篇数学方面的学术文章，甚至主编过陈景润、邵品琮所著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其实他的这种数学天赋运用于企业资本经营也可谓恰到好处。
俞晓群的资本经营意识启蒙于辽宁，2007年底，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时称）作为“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”正式登陆A股市场。当时，他就意识到，“社会的活力源于资本的流动，拥抱资本、迈向金融是企业市场化的必经之路。”
对资本的开放态度让俞晓群走在了许多出版人前面，他在辽宁工作的时候，就曾做过一次“资本实验”：他亲手主持完成了辽宁出版集团和德国贝塔斯曼的合作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获批的中外合资发行公司，中德双方各占50%的股权。
2003年，俞晓群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，脱离了出版第一线。挚爱出版、勇于任事的他表面若无其事，内心却倍感失落。他曾在随笔集《这一代的书香》后记中写道：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，远离了作者，远离了读者，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但在此刻，我已经没有‘重归书林’的退路。许多时候，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，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，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，在渐渐地衰竭、老去；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，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。”
因为对出版一线工作的热爱，2009年7月，俞晓群辞去了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一职，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（简称“海豚社”）担任社长。从数学的角度看，他辞去了集团公司30-40多万元年薪的职位，而到一家小型出版社，当年薪不足20万元的社长，这怎么都算不通，但要与书绑在一起的意愿让他义无反顾地重回出版一线。
海豚社最早主要出版外宣图书，规模很小。俞晓群回忆时感慨道，“我2009年接手海豚社时候，社里年造货码洋不到3000万元，流动资金不到1000万元，除了外宣图书，市场化的图书很少，产品构成主要是与民营书商合作的书，比如奥特曼、海绵宝宝等。”面对这样一个摊子，这个从业近二十年的出版人，当时也有点蒙圈。
在知天命的年纪，他再次运用数学思维抓经营。进入海豚社后，俞晓群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“本版为主，合作为辅”的出版口号。他坦言并不排斥民营出版，因为民营出版对国有出版社是一种刺激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和读者的需求。但作为一家独立出版社，本版书的占比需达70-80%，才能算合理。
为了做好本版书，他找到了老朋友、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，郝明义将两本幾米的绘本给了俞晓群版权引进。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就算通过郝明义的人情拿到了“米”，但是幾米的版税是10万册起预付，这“买米”的真金白银还是要付的。更何况自己出书，版税、纸张、印刷……处处都要花钱，俞晓群仔细盘算了一番，当即需要1000万元，社里进一步发展需要3000万元，但是钱从哪里来？俞晓群到了海豚社后深刻地认识到，“一旦进入市场经济，没有资金寸步难行”。
外文局是事业单位，当时正在组建国际出版集团，事业单位靠拨款，不能给企业投资，只能给项目投钱。2009年后，俞晓群一面靠做项目拿资金，一面靠外文局所属企业的担保支持，用低息贷款的方式陆续借来1500万元，慢慢把本版书业务做起来了。
资本，做企业绕不过的一道数学题
俞晓群一直有一个清晰的资本思维：当母公司没有注资能力，就只能进入资本市场，靠品牌融资。“这就像我现在要装修房子，我要求家具店老板为我提供一屋子的家具，如果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这买卖根本不可能做成。”俞晓群苦笑着说当时的困难。
客观地说，海豚社是一家完全面向市场的出版社，它没有教材教辅，也等不来外文局的注资，而借贷成本又比较高，相对靠谱的只有外界资本。
经过三年多的努力，海豚社终于迎来了资本的东风。2016年5月18日，在外文局6楼宴客厅举办了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工信出版集团”）及其全资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对海豚社增资的签约仪式。
前排右为俞晓群
俞晓群认为，企业实际上就是卖两样东西：卖产品和卖企业。卖产品得到的是现金，卖企业得到的是资本。对于海豚社来说，卖企业则是进入金融市场，工信出版集团把海豚社的股权买走，换以股份注资，是看好海豚社的现有品牌及未来发展前景。
增资之路漫长且难熬。海豚社于2010年转企，转企后主要通过这次融资实现了股份制改造。2012-2015年的三年时间里，海豚社在走向资本市场的过程中一直成长。资本的进入是一个博弈的过程，规模、资本、评估、政策、投资人的意愿，这几项增长碰到一个时间点上，才算成功。“我用几年时间把这家企业做起来了，特别是2013-2014年，海豚社快速增长，并逐步拥有了自己的产品、品牌和市场。”俞晓群说。据了解，2010年，海豚社资产只有500万元，2016年注资完成后海豚社的资产达到了9000万元。根据国家2014年简政放权的指示精神，国企之间的股份制改造不用上报总局，这给海豚社的增资带来了政策上的实惠。
国有出版社增资并不像创业者与投资人的关系，合则来不合则去，见面就能马上敲定。国有出版社要实现增资，更考验自身的毅力。俞晓群坦言，好多次他都觉得陷入了困境。这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寻找平衡点，企业评估、企业经营鉴定，资本是否真实……出版社在每个环节都做不了假。谈到这次增资过程中悬而未决的时刻，俞晓群倍感无奈，“海豚社2015年6月进行资产评估，12月评估结果出来，评了5500万元总资产，但是总资产是个变量，这个评估结果不是永久有效的，截止到2016年6月就会过期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海豚社在6个月内没有搞定增资，评估结果就会作废，过期重评又需要一年时间。”
彼时，俞晓群感到了身不由己，“过程太痛苦，压力太大。这种商业谈判就是妥协的过程，双方若都退一步就成了，都不妥协就黄了。这期间，工信出版集团申报国报项目，我们双方通过不断接触，从立项变成合同。相关制度也在一点点进步，企业的独立性越来越好。我尝到的甜头就是政府的简政放权，出版社在北京做资本运营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靠近中央，政策更易落实，但是国有资本的实际操作难度还是很大。”好在最终一切都尘埃落定，为了这一刻的到来，从务虚、接触到立项、签合同，俞晓群前前后后忙碌了三年之久。
目前，外文局有三家出版社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造。读者出版传媒投资新星出版社；皖新传媒入股新世界出版社；再就是这次工信出版集团增资海豚社。外文局在融资方面很有经验，因为充分地认识到，增资的过程就是资本增值的过程，这是金融市场的魅力。
海豚社的新增资金主要投入出版主业，做出版经营。从2009年俞晓群刚接手海豚社时不足3000万元的年造货码洋，到2015年年造货码洋1.5亿元，在途库存和在库库存加起来2亿元，60%在途库存，40%在库库存，但要想再扩大规模就比较吃力了。
“这次股改增资为海豚社打开了资本经营的通路，未来在新三板、创业板、二次融资等都是可以想象的，这就相当于把窗户打开了，没必要再关上。”俞晓群表示。
一旦注资成功，便带来了各种新的发展可能，比如海豚社已经连续两年没拿到幾米的新书版权，这次可以无所顾忌地与幾米合作。
传承与创新
被市场验证的人文少儿书
任何创新，都应该建立在出版的基本属性之上，否则便容易在创新途中迷失方向，即使侥幸成功，其成果往往也是短命的，缺乏再生的能力；或者与文化出版根本无关。这就是俞晓群的出版理念之一，传承与创新。
俞晓群打造的民国童书系列，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典型代表。
俞晓群认为：“民国童书作者中不乏大师、名家，像鲁迅、叶圣陶、黎锦辉等都为小朋友写过书，他们的作品具有经典读物的特质，可以常读常新。由于时代的更替，其中许多的品种连儿童文学研究者都没有见过。我们把这些资源加以整理和出版，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。当然，民国童书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教育理念，比如，张宗麟在《幼稚园的社会》序中写道：‘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、水和调节温度，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。’将这些理念与今天的儿童教育对照，优劣所在，不言而喻。”
海豚社一开始就对该系列进行了顶层设计，在大量优质资源的基础上，筑下三套文库的大坝，《幼童文库》40本、《百年钩沉——民国儿童教育大系》100本、《小学生文库》163本（陆续推出）。2011年几套文库陆续铺向市场，如开闸放水，形成了浩大的声势。在发行上则启动多版本市场策略，为地面店做平装版，为网络书店做精装版，为馆配市场做黑白简易版。这种版本梯次营销战略，在市场上存在其他版本民国童书的前提下，使得海豚版本脱颖而出，成为了民国童书的代名词。
随着《幼童文库》的成功，俞晓群越来越肯定，书中所体现的怀旧感、沧桑感以及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、对政治运动的厌恶感，都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。一个企业的传统非常重要，要尊重传统，在传统基础上创新。海豚社的“人文+少儿出版”通过市场的验证，证明是走得通的。
人文童书的最终表现是经典。为什么感觉当代作者创作的经典作品越来越少？俞晓群认为，“我们不是没有这样的作家，比如丰子恺就是这样的作家，但当代的作家太浮躁、太着急。当然，也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，让作者自由表达。”
海豚社推出的《丰子恺全集》，2010年立项，并没有按照设想获得国家基金，但却让丰子恺又火了一把。俞晓群认为，没有出版经费的项目只能走市场，因为市场中有大众读者。为了得到市场的认可，俞晓群首先就把《丰子恺儿童漫画选》10册重印，多次再版后累计印数达到10万套。目前海豚社一共印了100多种丰子恺的书，街道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画都使用了丰子恺配图版，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。
俞晓群强调，出版童书要寻找儿童本质，出版人要将儿童本质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，进而找到突破口。
对于儿童出版研究，还让俞晓群意识到，幾米的作品也在逐渐回归到儿童。幾米的《我不是完美小孩》《拥抱》都是给孩子看的，俞晓群认为幾米的作品风格前几年有成人化的趋势，但是经市场验证回归儿童绘本才是正源。
突破网络渠道
打通销售的任督二脉
在当前群雄逐鹿的渠道环境中，有了优秀作品，如何销售是值得思考的。一直以来，海豚社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赢大众读者的认可。
俞晓群回想初到海豚社时，拿到了幾米绘本的版权，便觉得海豚社“有救了”，但很快就被现实泼了一瓢冷水。因为发行人员告诉他，这类书不能发行，一是因为资金不足，没有办法签下版权；二是因为书的类型和海豚社以前的产品不一样，因为门类不同，许多书店不和海豚社合作。
原来只担心没有好产品打开局面，现在有好内容却发不了书，这让俞晓群很郁闷。好在2010年京东图书兴起，“海豚社便与京东结成了‘盟友’。”俞晓群说起这段故事，双眼依然放着亮光。京东愿意为海豚版图书开路架桥，海豚社终于有了自有的、成长性好的发行通路，由此，海豚社淘到了网络销售的第一桶金。2011年，海豚社网店的收入有1000万元左右，而其中80%来自京东。
后来，海豚社也跟当当成为了“超战”伙伴，这种合作缘起于幾米。今年海豚社有一套原创绘本《这就是二十四节气》，在当当发行量已达10万套，订数在25万套，如今的海豚社正为跻身当当“亿元俱乐部”而大步奔跑。
截至2015年，海豚社网络渠道占比已占据半壁江山，而今年的网络渠道发货量已经大大超过地面店。回想走过的路，俞晓群依然唏嘘感叹：“当时如果只开拓地面店渠道就死定了，市场营收5000万元，地面店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一半。地面店的短板就是回款周期太长，网络渠道则一年可以周转两次，两者的经营质量差太多，可以说是网络渠道救了海豚社一命。”
装帧设计，创新是未来的突破点
作为外文局旗下的出版社，海豚社一直是很“洋气”的，特别是在出版“走出去”方面。
在去年的上海书展上，海豚社出版并展示了《丰子恺漫画》（线装版），并翻译成英、德、日、法四种语言，德国出版人看到之后无比喜欢，当即订了500套。
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
在今年的伦敦书展上，海豚社举办了许渊冲先生英译汉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以及汉译英的《牡丹亭》新书首发式，《欧洲时报》也以“莎翁遇上汤显祖”为题，专门报道了两套书的出版情况。萨瑟伦书店是伦敦一家两百多年的老店，书店总经理安德鲁·麦格秦看到海豚社的书，也是当场拍板订货。
《牡丹亭》
俞晓群赞叹西方的装帧工艺。近日出版的《牡丹亭》，海豚社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方式，在极具西方古典气息的皮质封面上，烫印与书中内容相得益彰的中式花纹，对书口进行烫金处理，既便于海外读者接受，又得以展现中华文化。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中的经典插图选自1881年伦敦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中文内容后附录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影印版，封面烫印，精致典雅，完美体现了西方装帧风格。封面浮雕图像来自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故居，设计选用代表英国皇家的深蓝色。连藏书家王强看到后都大为惊艳，赞叹道“莎翁的书，以你们的书装工艺，即使算上西方版本也能排到全球前二十位了。”
俞晓群表示：“这一次我们确实下了功夫。两年之内，我五次派人去欧洲，买回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第一对开本，还与几位西方设计师建立联系，向他们学习西方装帧艺术的历史，学习他们的理念，学习他们的方法。我们把这些认识运用到中国书装上，尤其是‘走出去’的书。”
俞晓群社长手中是海豚出版社精心打造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和《牡丹亭》
当然，这项工作带有一些创新性与试验性，因为复杂的装帧印制工艺还需要大量的手工技术，传统印厂很难完成。而且工期长、报废率高、成本高，对工人技术的要求也高。
俞晓群介绍道，在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封面上创造了一项新工艺，即将莎翁的剧照做成浮雕。这项工艺技术含量极高，图案只是一张照片，需要将其立体化，还需要用上类似钢印制作的技术。这些问题和难点都被技师吴光前、于浩杰解决了，他们找到了一所专门制作皮鞋工艺的厂家，反复尝试，不断试验，最终攻克了工艺设计的难关。俞晓群曾戏称“自己来海豚社就是搞实验的”，而无论是资本经营还是出版主业，抑或是印刷装帧都实践着他的“实验思维”。
今年俞晓群六十岁了，在大部分体制内的出版人看来，年龄可能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，但是就在记者采访当天，俞晓群把自己写作多年的专栏《我读故我在》改名为《六十杂忆》。他说，“我从来不回避这个事实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六十岁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是在写东西就是在见作者。我对年龄看得很淡，活好当下就好。”
出版是俞晓群毕生的事业，他已坚守三十余年，后面还有大堆大堆的事情等着俞晓群。年龄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停下脚步的标准，在这点上，俞晓群的师傅沈昌文也是一个老顽童，退休后一直忙于写书出书，热心奔走于各种出版活动。
俞晓群觉得自己的写作生涯仍会继续，比如他的个人作品《五行志研究》三部共100多万字，目前仅写完了第一部《五行占》，后面还有两部等着他。还有海豚社与故宫出版社合作的开篇之作，祝勇的一套小书“故宫秘境丛书”，首批六本。这套书由杨小洲提供的设计，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纹饰，如黄袍上的图案，皇宫幔帐上的花卉等等，然后将西方的技术与方法，运用到书籍的封面上。俞晓群谈到这些即将开展的项目，总是面带欣喜，兴奋地一一介绍，这大抵就是源于对出版深入骨髓的热爱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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